**我的人生始于上海，我真正的事业亦是。
我的童年现在看来满是颠沛流离，但妈妈的陪伴对当时的我来说足够温暖了。
六岁那年开始，原本就很少回家的爸爸几乎难再谋面，妈妈大部分时间的情绪也越来越沉重，只有直面我的时候会强装出些许轻松。
初夏的某个再平凡不过的下午，妈妈正照着一本新买的书给我讲故事。
“我们听基督教里的人说人是上帝亲手造出来的。我们且不问这句话对不对，只是套一句调子说：稻草人是农人亲手造出来的。它的骨骼是竹园里的细竹枝，它的肌肤是去年的黄稻草，破碎的蔑丝篮或者穿了孔的荷叶都可以做它的帽子……”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田间图景，不由得咯咯笑起来。
“妈妈，我们是什么做的呀？”
妈妈放下书，微笑着看向我。
“冲儿呢？冲儿觉得你是什么做的？”
我认真地思考着。
“嗯……我是太阳做的。”
“太阳做的啊。冲儿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太阳是暖和的，我也是暖和的，我最喜欢太阳了。”
妈妈慈爱地抚摸我的头发。我觉得她的手和眼神远比照在我身上的阳光温暖，可惜很快就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
“冲儿！快去衣柜里躲着！”
这是我从记事起就习惯的训练，我钻进衣柜关上门，在黑暗中默念着妈妈的嘱咐“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开门”。尽管熟练，但这次我的心跳格外凌乱剧烈，仿佛要冲破我的双耳。
似乎过了很久，我的听力才隐约分辨出属于妈妈的声音——低沉地抽泣呜咽着。妈妈哭了？我继续麻木地默念着不能开门，直到门自己打开，妈妈看起来好像和之前没什么不同，只是有些疲惫。
“警报暂时解除。但是这里可能还会有危险，我们得离开。”
那应该是记忆里妈妈最脆弱的时刻了。之后两年，无论是她一手拉着我、一手拎着沉重的皮箱，一边警惕地听着忽远忽近的枪声、一边用给我讲故事的温柔语气安抚嘟囔着“爸爸找不到我们怎么办”的我的时候；还是她一边仔细地缝补我跟“穿黄色衣服的欺负小伙伴的坏人们”打架时被撕破的衣服，一边告诉我那些坏人是在用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来掩饰自己的弱小、赞许地鼓励我要保护需要保护的人——就像爸爸一样——的时候，她的脸上都只有坚定和勇敢，没有脆弱。
“爸爸是个大英雄，他在外面保护那些需要保护的人，等他忙完了就会回来看我们的。”
“冲儿你要记得，爸爸是你的榜样。”
除了带着“爸爸找不到我们怎么办”的懵懂经常搬家，我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妈妈对我的要求严格了一些，我想出去玩的时候她总会耐心劝我“小朋友长大了不能只想着玩，要多学习多思考”。我看了很多书，更多字，更枯燥难懂，要问很多问题才能明白。那本稻草人好像一直都在我的视野里，但我一直没有勇气打开它，好像打开它就会响起急促的敲门声、然后又会发生什么坏事——比如妈妈又哭了——似的。
后来我长得更大一些，我才知道无论某本书有没有被打开，坏事总是会发生的。当我把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除了饥寒交迫流落街头以外的坏事基本都经历了一遍以后，我终于把稻草人读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妈妈要给六岁的我讲这个故事。
八岁的我面对认贼作父的命运只能像个稻草人一样徒劳地摇头挣扎，十八岁的我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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