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治疗接近尾声。有一天主治专家来学校看他,做了简单检查以后,介绍了一位苏联美女。
“她是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团服务的,希望从你这里了解一些情况。”
我脑子发懵,他面无表情。
“我很乐意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一切,但我觉得那对你们审判战犯帮助不大。”
“没关系,叶先生,你也可以当作满足一个有点权势的女记者对英雄的好奇。”
她绽放出迷人的笑容看着叶冲,又转向我。
“可以吗?叶太太?”
我不知所措。叶冲打量她的军装,盯着她的肩章看了几秒,最后是她手上硕大的皮箱。
“我有两个请求。”
“请讲。”
“我们的谈话会有录音吗?”
“是的。”
“录音的同时你会做文字记录吗?”
“当然。”
“我希望记录做好以后,你在上面签字,留给我。”
“那是方便我整理成文的记录,我还需要……”
“你还有录音可以听。”
叶冲盯着她,目光冷冽,嘴角没有一丝弧度。
“好吧,既然叶先生开口,我就辛苦一下,回去以后多写一份,多听几遍你的声音好像也是一种享受。”
紧张的气氛有些缓解。
“看来你们可以愉快地交流了。我就先走了。”
我送主治专家出门。
“第二个呢?”
“我希望我的妻子全程在场。”
“当然,她是你的护理团队的重要成员,如果她认为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合继续聊天,我必须服从她的安排。”
她熟练地把箱子里的录音机调试好。我搬了把椅子摆在叶冲的床边,帮她调整床桌的角度。她向我致谢。
“听说叶先生现在可以握手,我能试一下吗?”
“我能看下你的证件吗?”
她拿出两个小本子,一个军官证,一个记者证。
“1945年8月以后我跟着我们的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在那里我见识到了很多……超出我描述能力的非常悲惨的景象。我们一直在调查收集有关细菌部队的材料,有一些成果,总体上并不顺利。我们尽可能扩大调查的范围,我听说我们的专家收治了一个受到日本新型毒气攻击的中国人,一种没来得及大规模使用就被全数销毁的新型武器,简单了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中国人本身的经历让我更加好奇。我专程去了趟延安,中国同志们对我很热情,给了我一些可能你本人都没见过的资料……”
她拿出几张中文档案的照片,叶冲只看了一眼就石化般僵住。我赶紧接过来。
“叶柄辰同志……1925年……五卅惨案……”
“江月同志……1927年……”
“徐永仁同志……已查明1937年返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陆军驻上海总部情报参谋……1927年后被收养……多次营救……可以直接发展……”
“我很遗憾它们勾起了叶先生的伤心的往事,但这确实是中国同志给我的。”
叶冲和我对视。我拨通了政委的电话。
“何樱同志?你们最近怎么样?”
“我们都很好。政委,今天叶冲的主治专家带来了一个……一个女记者……”
“哦……苏联同志动作还挺快的,她前天刚离开延安。最近有个访问团在确定人选,我还想着如果我有机会,可以直接过去和你们谈谈……”
“资料是您给她的吗?她好像有军方背景……”
“你和叶冲同志不必太紧张。其实早在首长们想到求助的时候,我们就分析了那些档案,我们一致认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这些资料虽然还不宜公开,但也没有继续列为绝密的必要,至少对苏联同志们可以坦诚相待。你们回国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卧底、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只是曾经有敌后工作经历、立过功的普通的共产主义建设者。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我明白……谢谢首长,谢谢组织……”
我放下电话,她微笑着看我。
“怎么样?”
叶冲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
“很抱歉,如果我刚才的敌意伤害了你,现在我请求你的原谅。”
他主动伸出手。苏联美女笑得很灿烂。
“叶太太,等到叶先生完全康复以后,你一定要时刻提醒他,在别的女人面前停止散发他该死的魅力。”
